由清华大学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联合举办的世界和平论坛于7月3日（星期五）在北京召开。在第二场全体会议上，来自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学者们就“大国关系与世界和平”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此次论坛由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阎学通担任主持人，与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主席登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贾庆国、欧亚集团荣誉主席库普坎、牛津大学新学院院长尼布利特以及法国国际和战略事务研究所所长博尼法斯共同进行了发言。

美国欧亚集团荣誉主席库普坎（Cliff Kupchan）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和平论坛上表示，当前全球正经历一场“地缘政治衰退”，主要表现为传统大国维护国际秩序的能力和意愿双双减弱。他认为，由中美主导的“弱两极”格局使得大国与中等强国之间的互动日益复杂，并增加了冲突的潜在风险，例如近期发生的美伊冲突。因此，他建议中等强国应积极推动建立新的安全机制和国际制度，以有效降低战略风险。

库普坎指出，当前国际体系陷入“地缘政治衰退”主要有两大原因：第一，没有哪个大国或大国集团愿意或有能力承担维护国际秩序的责任，而作为前一轮国际秩序主要构建者的美国，正在主动削弱其自身建立的体系；第二，全球秩序的现状与其潜在的权力平衡不相匹配，例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长期缺乏“全球南方”国家的声音。

他警告说，在地缘政治衰退时期，决定国际局势走向的将更多是硬实力而非制度性的调解，战争的风险也会相应升高。他将当前状况与20世纪30年代的“地缘政治衰退”相类比，那段时期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前的形势，如美伊冲突和俄乌战争，都反映了全球治理能力下降带来的风险，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革命的出现，恰逢全球治理能力最为薄弱的时期，使得局势更加严峻。

库普坎认为，当今世界依然是美中主导的“两极体系”，但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中美两国都更加侧重国内事务，阵营的凝聚力明显减弱，从而形成了一个“弱两极”格局。在此背景下，一个由欧洲国家、俄罗斯以及“全球南方”主要国家组成的“中等强国体系”正在逐步形成。这些国家普遍在中美两国之间采取“对冲”策略。他强调，真正的风险并非来自中美两国之间的直接冲突，而是中等强国与两极体系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动荡。他直言：“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极其危险的时代。”

库普坎提出，中等强国应主动构建新的安全对话机制和国际制度，并建议联合国安理会“五常”恢复定期协调，同时邀请“全球南方”的重要国家参与相关讨论。此外，中美两国应借鉴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在军控与竞争方面适度分离的经验，将核武器等关键安全议题与整体竞争区分开来处理，在保持竞争的同时进行必要合作，以降低战略风险。

英国牛津大学新学院院长尼布利特（Robin Niblett）在进一步探讨中等强国如何应对新的国际格局时表示，美国已成为国际秩序的“破坏者”，而中国在欧洲则日益被视为“搅局者”而非“稳定者”。他列举了中国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以及对稀土等关键资源实施出口限制等原因。

然而，尼布利特也指出，中美两国在展示自身实力的同时，也暴露了各自的局限性。中国在欧洲、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等地遭遇越来越多的贸易政策反弹；美国在发动贸易战后，贸易逆差依然居高不下，并且在伊朗、乌克兰等问题上也未能达成目标。他认为，中美两国都未能成功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

尼布利特认为，尽管中美两国元首的峰会为战略竞争提供了一个暂时缓和、建立互信的机会，但这并不足以形成新的世界秩序。他认为，除了中、美、俄等少数能够一定程度上自主制定规则的大国外，其他国家都需要一个稳定、可预期的国际环境。

他建议，中等强国首先应加强彼此间的合作，通过区域性合作来提升自身的战略主动性。他观察到，日本正在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埃及和巴基斯坦也在尝试承担更多的地区安全责任，印度与日本也举行了峰会。这些迹象表明，世界并非走向“去全球化”，而是进入了一个“再全球化”的阶段。

其次，中等强国应着力增强自身实力，在人工智能、能源和产业等领域提升竞争力。同时，它们也应继续与中美保持务实的合作。他指出，美国正通过“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等机制加强与中等强国的合作。而欧洲、巴西等国家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上，也必须与中国展开合作，因为无论是技术还是市场，都离不开中国的参与。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于同日出席了世界和平论坛的开幕式。他在致辞中强调，中国坚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并愿意与各方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建立一个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他还就完善全球治理提出了四点建议，这些建议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中国政府于6月17日发布的关于全球治理白皮书的基调。